峥嵘岁月
震古烁今的伟大远征
“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
2016年10月21日,习主席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长征,为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乃至人类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给予高度评价。
征途如虹,岁月如歌。沿着建党百年的历史经纬,穿越时空追寻当年的红军足迹,我们就会更加深刻认识到,今天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就是从长征中走出来的。
向死而生的进军
——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
初春的阿坝阴雨绵绵,海拔3100米的元宝山顶,红军长征纪念碑巍然耸立。碑顶的红军战士铜像一手持枪、一手举花,双手高举成“V”字形,寓意“胜利”。
这尊铜像没有名字。为了最后的胜利,千千万万个像他一样的无名英雄,倒在了漫漫征途上。
1934年11月,为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红军将士血战湘江。此役,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红三军团在新圩死守四天四夜,师以下团营连指挥员几乎全部阵亡;红一军团在脚山铺一带阻击敌人,付出了3000多人的生命;红五军团第34师为掩护红军主力渡江,与十几倍之敌鏖战四天五夜,几乎全部牺牲。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被捕后从伤处掏出肠子绞断,英勇就义……
远山春意正浓,江水悠悠,丝毫看不出80多年前,这是一条血染的河。
而这,仅仅是开始。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央红军平均3天就发生一次激战,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
2015年6月,习主席到贵州遵义考察,一下飞机就直奔红军山烈士陵园敬献花篮。在“突破乌江天险”浮雕前,他驻足感叹:“当时要是过不去就危险了……”
危险,始终与红军一路相伴。
泸定桥,13根铁锁今犹在。当年,22名勇士冒着雨点般的子弹攀着铁索匍匐前行,一举突破这道天堑。一位外国政要评价:“泸定桥一战,在长征史上的意义巨大。如果这次战斗失败,如果红军在炮火面前畏缩不前……那么中国随后的历史可能就不同了。”
红军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
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二万五千里征程,就是红军向死而生的进军。据统计,长征出发时总人数为18.7万余人,算上途中补充兵力,共约20万人,而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仅剩5万余人。一册长征回忆录里有这样的描述:“不用路标,顺着战友的遗体就能找到前进的路线。”
追寻真理的考验
——70多次重要会议不断纠偏正向
翻阅史料发现,长征途中,不仅有血火的战斗,还有思想的交锋。
众所周知,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而这个伟大转折,是在遵义会议前后的多个会议中完成的。
“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湘江战役之后,红军究竟应该往哪里去?当时的中央领导层发生激烈争论。
带有侗族风情的木结构建筑,静静立在罗蒙山下,这座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恭城书院,是通道会议的纪念地。纪念馆前有一座塑像,毛泽东皱眉凝视,似在展望,又似沉思。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此召开紧急会议。会上,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对红军重大行动久无发言权的毛泽东,终于以其西进贵州的主张,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6天后,黎平会议召开,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否定博古、李德错误战略方针的决议,肯定和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从根本上实行战略转兵。
“人们在胜利时认识了毛泽东,在失败时进一步认识了毛泽东。”讲解员介绍,在遵义会议前,党中央在猴场召开会议,解除了李德的决策权和指挥权。
一座中西合璧的二层建筑里,陈列着一张桌子、几把椅子。1935年1月中旬,就在这样一个简陋的房间里,经过整整3天的阐述、争辩,诞生了《遵义会议决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此后,扎西会议,决定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苟坝会议,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确立。”有这样一组数据: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到三大主力会师陕甘,先后召开了70多次重要会议,作出了一系列战略决策。
两河口会议确立了党的北上抗日救国战略方针,俄界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的错误的决定,哈达铺会议决定到陕北与刘志丹部汇合,瓦窑堡会议圆满解决了党的策略路线和军事战略问题……这一个个会议,不仅决定了长征的方向、红军的生死存亡,也使我们党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找到了指引这条道路的正确理论。
理想信念的胜利
——“没有理想,不用说万里长征,红军连一千里都走不了”
人们常说“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红军长征到底有多苦?
如果将红军各部队长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连起来,就会发现,长征实际路线构成了几张遒劲的弯弓形状,“弓弦”下多为平原、丘陵地区,鱼米富庶;“弓背”之处,密布峡谷激流和雪山草地。而红军多是在“弓背”上艰难跋涉。
如果换算成数字,漫漫征途中,除了同敌人进行600余次战役战斗,红军将士还跨越了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
许多长征纪念馆中,都收藏着红军草鞋,干草自带的毛刺,让人不用触碰就能想象到那粗糙的质感。红军将士就是穿着这样的草鞋与敌人周旋战斗,将坎坷踏平。
“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当地的民谣道出了翻越这座雪山的难度。在《红军长征·回忆史料》里,老红军谢良这样描述:“寒风吹在身上,冷飕飕的;雪粒打在脸上,像刀割似的疼痛……特别是一双脚,长时间在冰雪里行走,草鞋浸湿后冻上了冰,硬邦邦的,磨得生疼……不少同志已精疲力竭,走几步就呼呼直喘……但是一坐下来后,就再也起不来了……”
同样的苦难,也发生在茫茫草地里。
若尔盖县文化馆珍藏着很多红军文物,其中绝大多数是枪支、弹药、炊具、勋章等物品。文物保管员解释说:“这些都是重要的贴身之物,可见当年红军过草地,非战斗减员有多么严重!”他清楚地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有一次组织清理过草地时牺牲的红军尸骨,人们发现有些地方每隔三五米就有一具。
雪山草地埋葬了无数英魂,但也从中走出了胜利之师。长征胜利靠的是什么?张闻天回答,就在于有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理想信念,“没有理想,不用说万里长征,红军连一千里都走不了”。
多少年之后,也有人问邓小平:“长征那么艰难凶险,你是怎样走过来的?”他坚定地回答:“跟着走!”简简单单3个字道破一个事实,即艰难可以摧毁人的肉体,死亡可以夺走人的生命,但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动摇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红军战士刘志海临死之前,把一只胳膊伸出雪堆,手里紧握着党员证和一块银元;也不难理解,长征途中,因为没有御寒衣物而冻死的人是军需处长,因饥饿劳累倒下不醒的人是炊事班的党员班长……
有人说,长征这条红飘带,是无数红军的鲜血染成的。这鲜红,就是信仰的颜色。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大革命失败后领导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的经验,创造性总结出来的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这一道路立足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强调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必须先在农村建立根据地,积蓄革命力量,在条件成熟时夺取城市,最后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是这一道路的率先实践者,并且从理论上对其进行阐述,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这一思想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将革命进行到底!”
“将革命进行到底”是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主力军队基本被消灭,为了彻底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毛泽东向全党全军发出的战斗号召。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防线全线崩溃,蒋介石不得已作出有条件的“求和”声明。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1948年12月30日为新华社撰写的新年贺词中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在拆穿国民党“和谈”谎言后,毛泽东和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随后解放全国大部分国土,蒋介石逃往台湾,国民党22年的反动统治崩溃。
老红军留下传家宝
在江西省宁都县已故老红军谢勤的家中,有三件传家宝:一把油纸伞,这把伞呈红色,红漆有些脱落,伞柄底部刻着“黄公略”3个草书字;一个针筒,包浆厚,黑中透亮,筒身刻着“不拿人家一针一线”8个字;一个苎布眼镜袋,袋体变黑,布满沧桑。
谢勤(1912—1993),宁都县黄陂杨依村人。1928年参加革命,曾被派往乐安县进行宣传工作;1931年冬,任宁都县少共青塘区委宣传部长;1932年5月,任少共青塘区委书记;新中国成立之初,任宁都黄陂区工商联主任。十余年后,他怀着不为政府增加负担的朴素想法,辞去公职,成为一名普通农民。这三件物品都是他的遗物,其中的油纸伞和针筒,记录了他与黄公略的情谊。
黄公略是井冈山斗争时期“三骁将”之一,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军长。他指挥的红三军在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中,执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英勇作战,屡建战功。
1931年,19岁的谢勤带领村中32名青壮年参加了黄公略领导的红三军。黄公略见他这个小伙子竟带来这么多人参军,非常高兴,于是亲切地跟他聊天,还帮他将原来的名字“苎狗”改为“谢勤”。见谢勤聪明能干有文化,黄公略便让他在军部从事文书工作。谢勤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化特长,教红军战士识字,书写标语口号,宣传红军的政策等。勤奋好学的谢勤,还在部队拜吴弼、谢水石为师,学会了画画、刻印。看着谢勤的进步,黄公略很高兴。
黄公略生活俭朴,穿衣服都带补丁。一次,谢勤看到黄公略的衣服破了,便到老乡家中借来针线补好,后来竟忘记把针线还给老乡。黄公略知道后很生气,批评谢勤说:“红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第五条规定,‘借东西要还’,你倒好,借了老乡的东西不还,影响多不好!”谢勤忙说:“我去把针线还给老乡。”黄公略说:“部队开拔已离老乡居住地一百多里,还是以后找机会还吧,可一定要记得。”
此后,谢勤—直没机会回到那个驻扎地,那针筒也一直带在身边。他特意在针筒上刻了“不拿人家一针一线”8个字,时刻告诫自己,不要丢了红军的优良传统。
长期的行军打仗,谢勤的身体因受伤而衰弱不堪。为了不拖累部队,谢勤便向部队请假,回家治病。离开前,谢勤来向黄公略告别。黄公略握着谢勤的手说:“谢老表,你要走了,我也没有什么送你,我身边只有这把油纸伞,它陪伴我参加革命,风里来雨里去,现在送给你,望你安心治病,治好病早早归队。”
谢勤接过油纸伞,紧紧抱在胸前,激动地说:“黄军长,我—定听您的话,治好病继续革命!”谁知,这一别竟成永别——1931年9月15日,黄公略率部参加方石岭之战,在指挥部队转移途中,于吉安东固六渡坳遭敌机袭击,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时年33岁。这把伞也成了寄托谢勤对黄公略思念之物,一直保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