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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广西考察第一站，首先来到位于桂林全州县才湾镇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缅怀革命先烈、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他强调：“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的壮烈一战，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事件。”并指出这一战“在我脑海里印象是最深刻的，我也讲得最多”。湘江战役之所以关系到中国革命的生死存亡，在于它付出极大牺牲后保存了革命的火种，战役的惨烈使得党内对“左”倾错误领导的怀疑和不满达到了顶峰，从量变渐至质变，成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的前奏。
湘江战役是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中渡过的第一次严峻危机
由于“左”倾错误领导，中央根据地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原来推行“左”倾错误方针的中央领导人，在实行这次突围和战略转移的时候，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并且把这次战略转移变成了“甬道式”的搬家式行动。部队携带着各种笨重的“坛坛罐罐”，在狭窄的小道上，前呼后拥，磕磕碰碰，互相拥挤，缓慢地行进着。这种行军方式，彭德怀称之为“抬轿子”。
国民党军队以湘江天险构筑了第四道封锁线。中央红军进入广西后形势愈发危急。1934年11月27日，红一军团占领了从屏山渡至界首的湘江所有渡河点，但由于湘军先期到达，失去了占领全州县城的有利时机，红二师退到桂（林）黄（沙河）公路之脚山铺一带构筑阵地，准备阻击湘军。28日，红三军团第五师赶到新圩阻击桂军。29日，红三军团第十团在界首南光华铺打响了阻击战。这三处阻击阵地地势较为平缓，装备明显处于劣势的红军与敌人进行并不擅长的阵地战，预示了这场血战的惨烈。
形势越来越紧张，红一、红三军团占领湘江渡口后，中央军委纵队前距湘江最近渡河点是55公里，却走了两天。为保卫中央军委纵队顺利过江，担任两翼和后卫的各军团不得不与敌人展开殊死决战，尽可能为中央军委纵队渡江赢得时间。
战况异常惨烈。在新圩阻击战中，部队浴血奋战三昼夜，伤亡2000多人，红五师参谋长胡震、红十四团团长黄冕昌以及副团长、参谋长、政治处主任全部牺牲，红十五团团长、政委和红十四团政委均负重伤，营以下干部大部分牺牲。在光华铺，红十团团长沈述清中弹牺牲。彭德怀随即任命杜中美接任团长。当天，杜中美又壮烈捐躯。在脚山铺，红五团政委易荡平身负重伤，敌人围攻上来时他为避免被俘，让警卫员对自己开枪。警卫员不忍，他夺过枪开枪自尽。广大红军战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靠着坚强的理想信念为中央军委纵队赢得了宝贵的过江时间。
尚未过江、担任全军后卫的红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十八团，被敌军分割包围，战至弹尽粮绝，大部分壮烈牺牲。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伤重被俘后，在敌人抬他领赏的路上，从腹部伤口处绞断了自己的肠子，献出年仅29岁的生命。
经此一役，中央红军付出了惨重代价，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在广大指战员和红军战士的浴血奋战下，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主力渡过了湘江，保存了革命的火种。
湘江战役为之后的历史性转折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党内对“左”倾错误的领导就有所怀疑。长征开始后，这种怀疑和不满便开始滋长。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曾说“中央苏区的转移，在他们（指红军将士）中间引起了一些不满的情绪和不稳定的感觉”。湘江战役激化了这种怀疑，使得不满情绪达到了顶峰，一些指战员逐渐萌生出改换领导人的想法。湘江战役彻底宣告了“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破产。血的事实让大家逐步认识到，只有改变“左”倾错误领导，红军才能转机。
“仗没有打好，大家都不满意”，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的这句话反映了当时普遍的情绪。当时受“左”倾错误打击的萧劲光回忆，有些同志开始偷偷议论：“老是这样被动挨打，怎能打破敌人的围剿呢？”“看来不换领导人，是扭转不了被动局面的！”担任军委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的李维汉也认为，湘江战役“引起了人们的深思，为什么一、二、三、四次反‘围剿’都胜利了，而第五次反‘围剿’却失败得这么惨呢？”时任红五军团参谋长的刘伯承回忆：广大干部眼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迭次失利，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湘江战役使得中央红军濒临绝境，“左”倾错误领导人对如此危机和重大挫折毫无办法，博古和李德都丧失了信心。聂荣臻回忆，博古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把手枪朝自己瞎比划。聂荣臻对他说：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瞎闹着玩的！李德在其回忆录中也承认，突破湘江封锁线“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各部队“减员也很严重”。他说长征出发时新编成的部队到占领贵州黎平时损失达到百分之五十，预备师“甚至达到实有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五”。
党内逐渐蔓延的对“左”倾错误领导的怀疑和不满情绪成为一种普遍共识，从量变逐渐到质变，为之后的历史性转折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湘江战役成为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的前奏
湘江战役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党内对“左”倾错误领导的怀疑和不满公开化，争论也开始了。进入越城岭山区，部队暂时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在前进过程中，党内对行军路线的争论日益激烈。
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开始批评中央的错误军事路线，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造成的。周恩来回忆说：“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张闻天说：“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博古后来也说：“长征过程中毛主席起来反对错误领导，从湘南争论到遵义会议。”
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第二天举行了紧急会议，会议否定了李德、博古关于继续向红二、红六军团所在地区推进的意见。毛泽东建议向贵州进军。这个建议本来就是毛泽东同张闻天、王稼祥讨论的结果，周恩来也支持向贵州进军。18日，在黎平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张闻天等同李德、博古等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会议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否定了李德、博古向湘西进军的计划，决定在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
20日，中央军委纵队到达黄平。耿飚回忆有个“橘林谈话”。在一个橘林里，张闻天和王稼祥头靠头躺着，讨论当前的情形。王问张，红军最后的目标，定在什么地方。张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又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张的想法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这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1935年1月1日在猴场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再次批评了博古、李德不过乌江的错误主张，决定强渡乌江，并发布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湘江战役后这一个多月来的激烈争论，使广大指战员逐步看清了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错误军事路线对红军造成的巨大损失，加上期间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逐步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湘江战役后引发的激烈争论，成为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的前奏。（来源：学习时报）
1919年5月1日，《晨报》敢为人先，在第七版副刊编辑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介绍“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起源和现实意义，号召中国工人阶级与国际劳动组织接轨。
在李大钊的帮助和影响下，总编辑陈溥贤在《晨报》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发表了《近代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作出了特殊贡献。
1919年5月1日这天的《晨报》，是中国报纸第一次出专号纪念“五一”劳动节（龚育之《中国二十世纪通鉴》）。专号一共刊发了5篇文章，发在头题的是署名“渊泉”的《人类三大基本的权利》。渊泉即陈溥贤(1891―1957)，字博生，笔名渊泉，福建闽县（今福州市区）人，中国著名报人，他早年赴日本留学，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经济系。1916年回国，和李大钊一起进入了《晨钟报》社任编辑，后任《晨报》总编。
在李大钊的协助下，陈溥贤在《晨报》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以“渊泉”为笔名撰写了《近代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撰写的时评《各国要承认列宁政府了》，解释了布尔什维克的真实含义。
陈溥贤在《人类三大基本的权利》中指出：“人类在社会生活上有三大基本的权利。第一是生存权。第二是劳动权。第三是劳动全收权。我们人类能够有这三种的权利，才算得是真正的人。我们所生活的社会，能够保障这三种的权利，才算是完全的社会。所以我们要想做一个真正的人，非得这三种的权利不可。我们要得这三种的权利，非先改造完全的社会不可。”他提出“要保障人类三大基本的权利，非使我们的劳动者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占得中心的地位”。他在文章中特别指出，知识分子也是劳动者，“我们所说的劳动者，不是专指身的劳动者而言，心的劳动者当然也在这个范围以内。”他号召“身心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做社会的中坚，发扬光大新社会的新文化，保障人类三大基本的权利，岂不是我们大大的幸福吗！”
发在专号第二条的是署名“守常”的《五一节MAYDAY杂感》，守常是李大钊（1889—1927）的字。他在《五一节MAYDAY杂感》中指出：“（劳动节）是世界工党第一次举行大祝典的日子！是世界工人的唯一武器——‘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造成的日子！是世界工人的神圣经典颁布的日子！”他热情洋溢地说：“到了今日，世界上的工人都很欢喜。年年此日多有一回祝典。多添几个工人，就多有几个人欢喜。直到世界同胞大家都觉醒了，都作了工人，那一年的五月一日，更是何等样的欢喜！”李大钊充满希望地预见：“我们中国今年今日，注意这纪念日的人还少。可是明年以后的今日，或者有些不同了！或者大不同了！”他呼吁：“五月一日是工人的祝典日。五月五日是马克思的诞生日。去年的五月五日，又正是他诞生百年的诞生日，也是世界的劳工共和国的诞生日。我们应该纪念这个五月，纪念这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诞生的人物，纪念这一八九○年五月一日创行的典礼，更纪念这一九一八年诞生的世界新潮。
专号第三篇文章是署名“一粟”的《对于劳动节的感想》。一粟即高一涵（1885－1968），原名高水浩，别名涵庐、梦弼等，安徽六安人。高一涵自幼读书好学，1912年自费留学日本。1916年，高一涵回国，与李大钊同办《晨报》，经常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撰稿，并协办《每周评论》。
高一涵在《对于劳动节的感想》中指出：“一、西方所产生的劳动节，在我们中国必定也要得一个结果。二、这个劳动节的结果，比十八世纪末期革命的结果，必定要来得迅速。”他在文中提倡社会平等：“劳动者和资本家在政治上差不多有同等参与的资格，社会生计上的不平等，未尝不可假平等政治的机会，使之归于平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现在虽然挂了块“民国”的招牌，但是政治上没有解决平等问题，实在没有解决劳动问题。他说要想实现平等，“就应该顺应世界的潮流，因势利导，从速造成政治上的平等机会，才有平稳进行的希望”。
第四篇文章是署名“一湖”的《二十世纪之大问题》。文中说，二十世纪的世界，有一场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原因是社会上的贫富不均，而贫富不均是由私有财产、私人企业造成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是要废止这种社会制度，“是要把全国所有的田地、工场、矿山机械、铁路船舶等一切生产要具，概归国家所有，由国家直接管理经营。”他描绘理想中的社会制度是人尽其才，或种田，或做工，或教书，或当官，或当记者，或当演员，各司其职，只是社会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这种社会制度是大势所趋，谁也阻挡不了。指出，中国“不是从前闭关时代的状态，这种风潮，不久也要飞奔过来的”。
第五篇文章是署名“辛木”的《饭碗问题》。文章说，中国的工人、农夫、平民的饭碗不及富人家的狗，他们吃的是杂粮、菜根、树皮，甚至是泥。他们出了大力，吃了大亏，却能逆来顺受，相安无事。这就是中国的特别国情。作者怒问道：“这样的国情，可以长久吗？可以相安吗？可以不谋改良吗？”作者指出：“现在世界的新潮，排山倒海而来，眼前就要破皮。我很希望一股有脑筋的人，大家出来研究研究，早点想个法儿，免得河翻水滥，措手不及呀。”
《晨报》经历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社会改造运动等，曾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作出特殊贡献。1928年6月，国民党军队进入北京后一度停刊。同年8月5日，由阎锡山操纵再度出版，改名《新晨报》。阎锡山撤出北京后，恢复《晨报》报名。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后，《晨报》依附南京国民党政府，抗战胜利前夕停刊。（来源：《人民政协报》）
在甘肃会宁，至今还保留着一根1米多高的四方石柱。这根不起眼的石柱，当年曾经拴过朱德的坐骑。
“1936年10月9日下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率部到达会宁。”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馆长李俊丰介绍，朱总司令沿南川大道进入会宁城区，穿过红军战士和当地群众搭起的彩门，看着兴高采烈的战士们，朱总司令激动不已。
在县城东北角，朱总司令当时就住在一户居民的院子里，院子的主人姓邢。这家院子大门朝西，前面不远处是焦家坑，坑内有作过油房的窑洞。为了防止敌人空袭，当年红军的电台就设在窑洞里。大门前有两根一米多高的四方石柱，其中一根就被用来为朱总司令拴马。
“朱总司令当时就住在我家的老宅里”，邢家后人邢永强说。时光荏苒，那根拴马柱保留了下来。2015年，邢永强凭着对红色文化的热爱，用多年积蓄在自家院子里建起一座红色纪念馆。馆内陈列着朱德用过的床、桌椅等藏品，向社会免费开放。
1936年10月20日，朱德率领红军总司令部、红军大学部分学生以及第4军、第31军从县城北门出发，浩浩荡荡向北进发。前来送行的群众挤满了街道两旁，依依不舍向红军挥手致意。朱德握着县苏维埃政府的同志和群众代表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会宁人民对革命是有贡献的，我们不会忘记你们对红军的支持，谢谢父老乡亲！红军已把火种播在了这里，你们要让革命的烈火燃起来，烧毁旧世界，建设我们自己的新天地。”
直到这时，当地群众才知道，这位穿着朴素、身材魁梧、慈祥可亲，有空就为房东挑水抱柴的汉子，原来就是横扫千军如卷席的红军总司令。人们纷纷走上前来，抢着和朱总司令握手。受红军精神激励，当地一批热血青年光荣参加红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来源：人民日报 ）
5月10日，晴，绿树环绕的杨开慧故居游人如织。故居卧室玻璃橱窗内，几份杨开慧的手稿引得很多游人驻足观看。
手稿字迹娟秀，内容是杨开慧生平自述，以及部分家书。当中，有一封托孤信读来让人格外动容。杨开慧深知，自己作为革命志士，随时有可能牺牲，她最放心不下的是自己的3个孩子。为了革命事业，她毅然选择了牺牲，将自己年幼的孩子托付给堂弟杨开明。
杨开慧烈士是伟大的，这位女战士用她短短29年的生命，谱写了一曲辉煌壮丽的人生华章，给世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杨开慧，1901年出生于长沙县清泰乡板仓（今开慧镇开慧村）。父亲杨昌济是一位思想进步的学者、教育家。杨开慧虽为女儿身，但丝毫不输男儿。她自幼进入长沙的小学读书，还串联福湘、周南女校5名女同学进入岳云男子中学，成为全省男子中学中第一批女学生，在湖南教育界、学界就妇女教育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1913年，杨开慧随父亲从板仓迁往长沙时认识了毛泽东，这位共产党早期创始人的人格魅力和思想主张深深感染了她。1920年冬，杨开慧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湖南第一批团员。就在这时，她和毛泽东在长沙举行了简朴的婚礼，结为革命伴侣。他俩的婚礼真正做到了“不作俗人之举”，一不办嫁妆，二不置新房，三不坐花轿，四不摆酒席。
1921年冬，杨开慧加入中国共产党。1921年10月10日，毛泽东等在湖南建立中共湖南支部。1922年5月改组湖南支部为中共湘区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杨开慧负责湘区委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身兼秘书、机要、文印、联络、总务等多种职务，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并随毛泽东辗转上海、韶山、广州等地，从事革命活动。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按照党的八七会议指示，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杨开慧带着3个孩子回到长沙板仓，开展地下斗争。1930年10月，杨开慧被捕。敌人逼问毛泽东的去向，要她公开宣布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杨开慧坚定地说，“我死不足惜，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牺牲我小，成功我大”。同年11月14日，杨开慧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刑场英勇就义，年仅29岁。
杨开慧用鲜血浇筑对理想的忠诚，用生命托起对丈夫的信赖。1957年，毛泽东为纪念杨开慧写下《蝶恋花·答李淑一》词，赞其为“骄杨”。
历史无言，精神永恒。每年有150万人慕名来到杨开慧故居，向这位女中豪杰、巾帼英雄致敬。她的崇高信仰和英雄气概，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不忘初心，奋斗不止。
溆水汤汤，日夜奔流，穿溆浦县城而过。河畔一处幽静院落，松柏苍翠，古樟如盖，这便是向警予同志纪念馆。每天来此参观学习的游客络绎不绝。
5月9日，记者来到这里，正遇上一队游客前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高大的向警予铜像前，讲解员冯思思介绍：“向警予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毛泽东评价她是中国共产党‘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
向警予原名向俊贤，1895年出生在溆浦县城一个富商家庭。8岁时进入兄长向先钺在县城开办的新式小学读书，成为全县第一个入学的女学生。
向先钺曾去日本留学并参加同盟会，是湘西同盟会负责人之一。受其影响，向警予从小就立志为拯救国家和民族“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
1910年，15岁的向警予考入常德女子师范学校。翌年，又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就读。
在校期间，向警予发奋学习，酷爱体育，各科成绩名列前茅。教员杨昌济曾在日记中写道：“昨至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赴其成绩展览会，见本班二年生向俊贤之日记颇有抱负……可谓女教育界中之人才。”
1914年，向警予转入周南女校。受当时盛行的“教育救国”思想影响，她立志从事教育事业，并将名字“俊贤”改为“警予”，以时时警醒自己，表示对封建势力的高度警惕和反抗。在周南女校，向警予认识了蔡畅，并通过蔡畅结识了蔡和森和毛泽东。
1916年，向警予从周南女校毕业，毅然回到偏僻家乡，创办县立溆浦女校，担任校长，传授新知识，提倡新风尚，宣传新思想，在湘西山乡开辟了一个宣传新文化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的教育阵地。
为广招学生，向警予不顾山高林深、土匪与猛兽出没，只身跑遍溆浦主要乡镇，挨家挨户上门劝学，办学规模从刚开始十几个学生发展到300多人。至今，“警予劝学”的故事在当地仍传为美谈。
1919年，向警予参加了毛泽东、蔡和森等创办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成为该会最早的女会员之一。同年10月，向警予和蔡畅等组织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成为湖南女界勤工俭学运动的首创者。12月，向警予同蔡和森、蔡畅等30余人远渡重洋，赴法勤工俭学。
在法期间，向警予发奋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实践，从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迅速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坚定地支持蔡和森的建党主张，积极参与建党工作。
志同道合，使向警予和蔡和森产生了爱情。1920年，他们在法国蒙达尼举行婚礼。拍摄结婚照时，这对革命伉俪相依而坐，没有鲜花、钻戒和婚纱，只有手中拿着的《资本论》，象征着他们共同的理想信念。
1922年，向警予回到国内，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她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担任中央妇女部第一任部长。
1924年6月，向警予直接领导上海丝厂1.5万多名女工举行罢工斗争。9月，又领导了南洋烟厂7000多名工人的大罢工。罢工，提高了广大劳动妇女的觉悟，开启了中国真正的妇女解放运动。
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追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时，称向警予是中国共产党“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
1925年10月，向警予受中央派遣，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7年回国后，在中共汉口市委宣传部和市总工会宣传部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多次劝向警予离开武汉，她说：“武汉三镇是我党重要的据点，许多重要负责同志牺牲了，我一离开，就是说我党在武汉失败了，这是对敌人的示弱，我绝不能离开！”
1928年3月20日，由于叛徒出卖，向警予不幸被捕。敌人对她严刑逼供，但她严守党的秘密，保持共产党员的操守，坚贞不屈。当年5月1日，向警予慷慨就义，时年33岁。
继承警予精神，争做警予新人。如今，与向警予同志纪念馆一墙之隔，向警予当年创办的溆浦女校更名为警予学校，百年弦歌不绝。每周升旗仪式后，2600多名师生齐声高唱当年向警予所创的校歌。而她当年制定的《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简章》中“戒懒惰之习惯、奢侈之装饰、邪僻之行为”，至今仍为溆浦县委用来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来源：湖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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