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故事

周恩来与保密制度

　　周恩来一生都在为党和人民事业鞠躬尽瘁，他工作中始终保持着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作风。无论是在革命斗争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都十分重视各种制度的制定和执行。在这里，笔者把自己在采访中记下的几个相关的小故事写下来，与大家分享。

“这个饭店离我们的住地太近了，不利于保密”

　　1997年，由周恩来的保健护士、当时刚从中央文献研究室离休的郑淑芸同志引领，笔者在北京拜访了黄玠然和他的夫人杨庆兰。这对革命夫妻，当年都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从事革命活动。周恩来任中组部部长时，黄玠然是他的秘书，而杨庆兰则是邓颖超在中央妇委工作时的内交通。

　　那年92岁的黄老告诉我：周恩来在上海领导地下斗争好几年，特务们想尽一切办法抓他却从未得手，原因是他坚持昼伏夜出，即晚上9点前从不外出，早上5点前必定要回到住地。只有一次例外，当时任弼时在上海被捕，敌人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周恩来指示红色特工黄慕兰实施营救。营救需要一些经费，周恩来只好化装成上海滩上的三轮车夫，破例白天前往“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那里借钱（那时杨度已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等他借到钱踩着三轮车往回赶时，看到一辆从法租界里开出的汽车把一名正在正常通行的工人撞倒了。那责任本来应该是汽车驾驶员的，可是巡捕们不仅不秉公执法，相反还无理指责被撞的工人。周恩来见了十分生气，真想站出来说几句公道话教训教训那些洋人和巡捕。可他转念一想：如果那样做了，不仅营救任弼时无望，甚至可能把自己也暴露了，那我们党损失就大了。于是他压下一腔怒火，蹬着三轮车离开了现场。

　　黄玠然和杨庆兰一起在中央机关工作久了之后，两人产生了感情。经周恩来批准，他们打算结婚。黄玠然认为，结婚是人生的一件大事，想办一个朴素而又热闹的婚礼。他特意租下了一个小饭店，准备结婚那天请大家一起聚一聚，喝上几杯喜酒。为了避开特务们的眼睛，黄玠然事先和饭店方约定好，喜宴订在晚上9点后才开始。可是当他把这一切都准备好并向周恩来汇报时，周恩来考虑良久，最后没有同意黄玠然的做法。他对黄玠然说：“这个饭店离我们的住地太近了，不利于保密，这种违背保密制度的做法我们不能做。”就这样，他让黄玠然退掉已租好的饭店，并适当赔偿了饭店的损失。黄玠然和杨庆兰就在上海的秘密住地悄悄举行了极其简单的结婚仪式。

“他不应该给你看这种机密的文件呀！”

　　周恩来有个侄孙叫周国镇，是著名的数学教育家。他比笔者年长4岁，也是笔者的好朋友。1951年，周恩来的六伯父、晚清举人周嵩尧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首批馆员。1951年，他的独生子周恩夔不幸去世。周恩来考虑到伯父老年丧子，一定十分难过和痛苦，便特意将周嵩尧最疼爱的重孙子周国镇接到北京陪伴他。进京后，周国镇进入中学读书，开始时，生活费和学费等都是由周恩来负担的。周国镇参加工作后，谈了恋爱，女朋友是武汉军区一位主要领导家里的千金。

　　有一次，周国镇去武汉见女朋友。由于早就知道未来的女婿是周恩来的侄孙，女友的父亲在与周国镇的交谈中，就毫无顾忌地把一些中央文件拿出来给他浏览。在这些中央文件中，有关于中央七千人大会的，也有其他方面的，其中有一份文件，是关于中央成立一个由27人组成、周恩来任主任的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负责“两弹（原子弹、氢弹）一星（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周国镇看了特别兴奋。他回京后，有一次见到周恩来，就迫不及待地问：“七爷爷，我们国家也要造原子弹和氢弹了？真是太棒了！”谁知周恩来一听，马上浓眉紧锁，一脸严肃地问：“你是怎么知道这个事情的？你听谁说的？”“我是看到文件的。”周国镇在回答时仍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你是在什么地方看到的？”这时，周国镇才注意到他的七爷爷神色很凝重，显然是生气了，只好老实地告诉他事情的经过。周恩来听了很生气，说：“他怎么能把这个文件给你看呢？这个文件只发到省军级，到现在还没发到县团级，他不应该给你看这种机密的文件呀！”

　　当时，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刚好在场，就给周国镇打圆场说：“总理，国镇是不会传出去的。”周恩来回答说：“这不是传不传的问题，而是牵涉到保密制度能不能落实执行的问题，是组织纪律的问题。”

　　周恩来后来还就这件事在中央有关会议上批评了那位把文件给周国镇看的领导同志，要大家引以为戒，要将党的保密制度执行到位。

“什么风向不对？你听谁说的？”

　　1997年秋季，笔者进京拜访周恩来卫士乔金旺时，他深情地回忆说，我们国家在准备进行第一次氢弹爆炸试验时，气象监测显示新疆罗布泊上空刮起了罕见的西风。这意味着氢弹爆炸后，大量的爆炸尘埃和辐射物将会随风向东边人口稠密的地区漂移，影响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因此，周恩来就没有批准引爆。

　　那天夜间，周恩来无法入眠。天亮以后，他本该上床休息，却仍然聚精会神地守着电话，毫无倦意地在等待风向改变。邓颖超见周恩来已经连续工作了十七八个小时，非常心疼，就踱到总理办公室门前的卫士值班室，问正在值班的乔金旺：“老乔呀，我的那口子都快工作20个小时了，怎么还不上床休息呀？”乔金旺声音很低地回答说：“听说风向不对，试验难以进行。”

　　邓颖超关心的是周恩来的身体，这样长时间工作他怎么吃得消？于是，她转身走到总理办公室，对正在工作的周恩来说：“恩来呀，听说什么风向不对，你先休息吧，风向总有对的时候嘛！”

　　邓颖超不经意的一句话，却一下激怒了周恩来，他抬起头，严厉地责问邓颖超：“什么风向不对？你听谁说的？”邓颖超没想到周恩来会向她发火，只好照实回答：“刚才老乔说的。”“你把老乔喊来。”周恩来仍然一脸严肃。

　　原来，周恩来对西花厅的工作人员有严格的保密要求：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自己知道的谁问了也不许说。因此，乔金旺来到周恩来办公桌旁后，周恩来严肃地对乔金旺说：“老乔啊，我是中央常委，小超大姐是中央委员，她是做妇女工作的，搞‘两弹一星’和她没关系。所以，这件事我没有对她说，我带回来的文件她也不能看，也不能问，这是纪律问题，也是执行制度的问题。”乔金旺知道自己错了，向周恩来作了深刻检讨。

　　周恩来对各项保密制度，从不含糊，并且都坚决维护和执行。（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

红色档案

龙潭后三杰：翩翩佳公子 原是赤心人

　　1934年，陈忠经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1936年，熊汇荃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1937年，申振民考入北平师范大学。这3名风华正茂的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同时潜伏在号称“西北王”的胡宗南身边10余年。

　　周恩来曾说，在我们党的情报工作中，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是“龙潭前三杰”，熊向晖和陈忠经、申健，是“龙潭后三杰”。

 “一个人能顶几个师”的“闲棋冷子”

　　1949年11月6日，中南海勤政殿。

　　周恩来特设午宴招待国民党元老张治中、邵力子、刘斐。开宴前，周恩来向大家介绍一人，张治中等一眼认出了一位“旧相识”：“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周恩来说：“他不是起义，是归队。”

　　入座后，周恩来指着熊向晖说：“他是1936年入党的中共党员，是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众人恍然大悟。张治中说：“早知道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今天才知道，在情报工作上，他也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

　　熊向晖，原名熊汇荃，1919年4月生于山东掖县，1936年12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不久，熊汇荃即改名熊向晖，寓意身处黑暗、心向光明。

　　1937年11月，熊向晖奉命赴长沙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伺机打入胡宗南（时任国民党第17军团军团长）部。1938年初，熊向晖来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董必武接见他时说：“恩来主张未雨绸缪，先走一步，现在就着手下闲棋，布冷子。你就是恩来筹划的闲棋冷子。”

　　此后，这枚“闲棋冷子”在国民党内部“安心做官”：1938年5月，熊向晖由胡宗南推荐被保送就读黄埔军校西安分校；1939年，被胡宗南调到身边，逐步提升为机要秘书，负责处理机密文电、讲话稿及日常事务等。

　　1943年夏，蒋介石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亲自审定作战计划并密令胡宗南：“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限6月底完成部署，行动绝对保密。”熊向晖第一时间将情报提供给了中共中央。当时，八路军大部被调往抗日战场，留守延安的只有一个359旅。中共中央利用得到的精准情报，给国民党唱了一出“空城计”：一方面公开情报在《解放日报》上，揭露国民政府行将剿共、挑起内战的罪行；一方面迅速从其他地区抽调兵力，武装保卫延安。蒋介石绝密“作战计划”宣告破产，一场箭在弦上的内战危机化解。

　　1947年2月，熊向晖和相恋多年的湛筱华结婚，蒋经国是证婚人。同年3月，蒋介石勒令胡宗南再次进攻延安。本已安排好度完蜜月就去美国留学的熊向晖被胡宗南紧急召回，让“机要秘书”随他一起“攻占延安”。

　　熊向晖拿到了绝密情报，马上写了两封信：第一封将情报内容写成明文，装入信封，写上西安联络人王石坚的代名；第二封收信人为西安书店经理潘裕然，信中交待潘把附信转交王石坚。然后，他把第一封信作为第二封的附信，堂而皇之地交给胡宗南的机要交通员送往西安。

　　虽然险之又险，但这封信居然平安地送到了王石坚手里，并迅速传递给了党中央。

　　“一个人能顶几个师”，这是毛泽东夸赞熊向晖的话。

高层交际圈八面玲珑的超级特工

　　胡宗南作为蒋介石的得力干将，非常注重延揽一帮干练、才华出众的青年人组成亲信班底为其政治野心服务。“龙潭后三杰”正是借此打入敌人核心部门。

　　陈忠经是北京大学两届学生会主席，曾参与领导“一二·九”运动，后加入“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随团到陕西。在西安，陈忠经接受由蒋介石亲任团长的“战时干部训练4团”的培训，结束时胡宗南接见陈忠经等，并与他们歃血为盟。

　　1940年春，陈忠经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他已任三民主义青年团陕西省支团书记，后又担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他交游广泛，“长袖善舞”，开办《研究月刊》《新秦日报》等报刊，在西安的高层交际圈“八面玲珑”。

　　陈忠经精通外语，西安地区的三青团遇到有招待外宾的工作，经常由他负责。1944年5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达西安，不少国民党顽固分子在记者招待会上捏造谎言，企图在国际社会上丑化八路军。陈忠经限于身份不好公开反驳，便利用晚上聚会，巧妙地同外国记者一一解释，帮八路军澄清事实。

　　陈忠经的父亲陈延晖，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徐永昌的幕僚。陈延晖在徐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期间，担任军令部少将衔主任秘书。在他陪同徐到西安与胡宗南会面之时，陈忠经经常以看望父亲和“徐伯伯”为名，到他们下榻的宾馆与父亲同住，以便收集机密情报。

　　有一次徐永昌带陈延晖到西安与胡宗南开会，陈忠经进入父亲住的房间，反锁房门，快速浏览机密文件。不料徐永昌与陈父提前回来，陈忠经听到响动，立即把文件恢复原状，打散床上的被褥，装作刚刚睡醒的样子，打着哈欠再去开门，没有引起怀疑。

　　在敌人内部干情报工作，几乎每天都是“提着脑袋干革命”，“铁三角”熊、陈、申在胡宗南阵营中“步步高升”，引起了一些人的猜忌。陈忠经曾任北大学生会主席并组织进步学运的事广为人知，有人就想找机会“做掉”他。

　　一次，陈忠经乘火车到外县视察，在一个车站停车时下车走动，两个军官带着一排荷枪实弹的士兵，想趁他落单时下手。陈忠经先发制人，甩给对方两记耳光，从随行副官手里抓过皮包，掏出一纸公文，厉声训斥：“我是省党部执行委员，奉胡长官命令到各地肃清共产党的影响。想阻碍我执行公务吗？要造胡长官的反吗？你是不是共产党？”他的副官也准备拔枪，把对方吓懵了，陈忠经边骂边上火车，躲过了一劫。

　　抗战胜利后，胡宗南为加强自身势力，先后派陈忠经、熊向晖、申振民赴美深造。陈忠经赴美后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后因上线被捕身份暴露，在苏联政府的协助下，几经辗转回到北京。

五份津贴交党费的国民党“红人”

　　申健，原名申振民。他深受胡宗南的赏识，最风光的时候，是以三青团西京分团书记的身份加入以戴笠为首的军统和以陈立夫为首的中统，同时拿着党、政、军、特、商五份津贴，但这些收入都被他交了“党费”。

　　申振民就读的北平师范大学，在卢沟桥事变后迁往西安。他先是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秋，晋南前线告急，学校在潼关、华阴等地发动组织群众，成立战地服务团，他任副团长。后来，服务团与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合并，在凤翔组建国民党军第一军随军服务团，申振民因此与熊向晖、陈忠经相识。

　　申振民在三青团陕西省支团一路坐“直升机”提拔，后来，陕西三青团的特务和情报组织都掌握在他手中。他把获得的许多机密情报，通过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人王石坚报给了延安。

　　1942年至1943年间，国民党中央开办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调集国民党的党、政、军高级干部和全国各省市三青团书记受训，开班地点在重庆，由蒋介石亲自担任团长。毕业典礼上，申振民代表全体学员向蒋介石致辞，他形象气质俱佳，演说充满激情，给蒋介石留下深刻印象。典礼结束后，蒋破例单独接见他，并对他说：“你在胡长官那里，很有前途。”

　　1944年的一天，一个三青团员向他报告：桃胡巷15号发现重大情况，警察局已将其重重包围。申振民心急如焚：那是王石坚的住宅，内设有与延安直接联系的秘密电台。必须马上去营救！面对危险，他对陈忠经说：“你有妻小，我去！”

　　申振民骑自行车来到胡同口，在警察重重包围中骑车径直冲进王宅。他以攻为守，一把揪住抓捕行动的中统负责人责问：“王石坚是我们好不容易物色到的工作对象，为什么你们不打招呼就动手抓人，破坏我们的工作关系？”对方被他的气势吓倒，加上申的“大红人”身份，赶紧连连道歉：“他形迹可疑，我们本想抓了再说。误会，误会……”

　　经这么一闹，秘密活动的王石坚反而公开了，申振民索性推荐他为专门训练共产党嫌疑人劳动营的中校教官，更便利地掩护秘密工作。

　　1947年，申振民赴美国西保大学学习，1949年7月回国。回国后，他改名申建，寓意献身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后来，刘少奇在一张委任状上给“建”字加了单人旁，由此正式改名申健。                                                        （来源：湖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