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党史 强信念 作贡献】天天学党史

党史撷英

党的隐蔽战线的源头和发展

顾元罡

毛泽东曾讲过，我们要消灭敌人，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的战争，一种是隐蔽的战争。的确，在中国共产党艰苦漫长的斗争历程中，党的隐蔽战线工作是党和国家革命事业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力量。追忆那些默默无闻、英勇无畏的无名战士，缅怀他们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的卓越功勋，仍然有着特殊的意义。

发轫于特务工作处

1927年5月，我们党最早的情报、保卫专业机构——特务工作处在汉口成立。当时，上海刚刚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华大地。鉴于这次反革命政变的惨痛教训，周恩来倡议并于汉口主持成立了特务工作处，标志着我们党隐蔽战线工作的专门机构开始萌芽。

“特务”本意是指执行特殊勤务、特别任务的人。武汉时期我党的特务工作处，隶属于中央军事部，以情报、保卫工作为重点。其下设保卫股、情报股、匪运股和特务股。保卫股负责保护中央领导和中央机关安全；情报股负责搜集当时武汉重要动向和情况；特务股俗称“打狗队”，负责惩办党内叛徒，同时执行中央交办的其他特殊任务；匪运股负责联系帮会组织，争取改造土匪和收编民间武装，促其参加革命队伍。

特务工作处的首要任务是保护位于胜利街的中共中央机关。当时，蔡和森、李维汉、周恩来、瞿秋白等领导人经常在这里开会、研究工作。特务工作处的警卫人员昼夜值班，在对来访者进行详细盘查后才放行。其时他们工作十分活跃，工作人员往往拥有国共双重身份，情报来源多种途径，并且成效十分明显。汪精卫武汉“分共”，特务工作处及时得到情报，使陈独秀及中央所有成员成功避开国民党的搜捕。随后，八七会议召开，特务工作处精心安保，使国民党警探对鼻子底下的“惊雷”一无所知。

后来，中共中央又从武汉迁回上海，特务工作处也结束了自己的使命。它虽然只活动了3个月，但培养了中共最早的特工干部，积累了可贵的经验，成为我们党隐蔽战线的发轫而载入光辉史册。

探索于中央特科

1927年11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特科，由周恩来亲自指挥。下设四个科：第一科是总务科，负责总务事项；第二科是情报科，负责情报工作；第三科为行动科，承担惩办特务、镇压叛徒的任务；第四科是无线电通信科，负责无线电的通信联络工作。

中央特科从建立之初起，周恩来倾注了大量心血，专门举办了训练班，亲自作政治报告，讲解对敌斗争的方针政策和原则，明确秘密工作纪律，同时组织学习侦查与反侦查、密码破译、密写技术等，并组织乘船去海上进行射击训练。

在敌人白色恐怖极为严重、工作条件极为险恶的情况下，中央特科利用各种复杂人际关系发展到了上海租界巡捕房、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国民党通讯社以及其他党政军机关和一些要害部门，建立了强有力的反间谍关系，在敌人的“心脏”里截获了大量核心机密，多次传递准确情报，为党及时正确的决策赢得了时间、提供了支撑。后来被誉为“龙潭三杰”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打入国民党中统核心机构，掌握了国民党的许多军政要情。由于中央特科工作得力，确保了党中央机关安全并得到扩大发展。

1931年4月24日，由于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使整个上海地下党组织几乎瘫痪。随即，周恩来对中央特科进行了整顿，并于1931年6月10日，主持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重新规定了中央特科今后的组织、工作方针和纪律。此后，重新调整的中央特科在陈云的领导和潘汉年等同志协助下，在加强政治领导、调整组织、改变工作方法、重建反间关系方面收到明显效果，仍保持了作为“有战斗力的白区地下组织”的重要作用。1935年9月，因中共在上海的领导机关被彻底破坏，中央特科也停止了活动，结束了使命。

中央特科作为我们党的第一个专门的情报和政治保卫机关，先后存续了8年时间，开创了隐蔽战线工作的许多先河，尤其探索总结隐蔽战线的生存法则、斗争策略、队伍建设、手段运用、资源物建等一系列的基本路子，为党的隐蔽战线培养了一支坚强的队伍，为后来党的隐蔽战线工作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成熟于中央社会部

1939年2月，中共中央社会部在延安枣园后沟成立。为了应对当时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中央需要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掌握情报资料，于是，中央书记处便作出了关于成立中央社会部的决定。1941年9月，在此基础上又成立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统一的军政战略情报机关——中央情报部。

中央社会部的工作人员基本上是从上海时期的中央特科和江西苏区时期的中央政治保卫局的同志中选拔的。其主要职能是，加强对各抗日根据地的锄奸保卫工作和边区情报工作的领导。具体来说：一是有系统地与汉奸敌探作斗争，防止他们混入党的内部，保证党的政治军事任务的执行和组织的巩固。二是有计划地派遣同志和同情分子，利用一切机会一切可能打入敌人的内部，利用敌人中一切可能利用的人，从加强敌人内部的工作达到保卫自己。三是收集敌探奸细活动之具体材料和事实教育同志，提高他们的警惕性。四是管理机要部门的工作，保障保密工作的执行。五是经常选择和教育可以做此种工作之干部。

中央社会部的建设一开始就立足于高的起点上。首先，坚持将情报工作为党的整个路线、战略、策略服务。为了在政治上争取敌占区的人心，多数地下工作者开展工运、农运、学运和秘密的统战工作，发动和引导群众拥护共产党。隐蔽战线的同志通过交朋友、建立据点和充分利用社会关系，搜集掌握了大量的很有价值的情报。其次，注重加强内部制度规范。周恩来要求中央社会部必须坚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并根据国统区工作特点，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政策，为顺利开展党的隐蔽战线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再次，着力在实践中不断提高情报能力。周恩来反复强调将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与情报工作紧密结合，深入到日、伪、蒋的党政、军特机构中，直接了解内幕情况。有计划地派遣来自不同地方党的特工人员到苏联红军军事学院学习，主要学习收集军事情报和爆破技术，回国后都被派往敌占区从事收集日伪军事情报的秘密工作。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央社会部被撤销。其间，我们党的情报与保卫工作基本完成了从零星到规模、从局部到全局、从单一到系列、从获取一般性情报向获取军政战略情报、从纯地下活动到公秘结合的质变过程，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来源：《学习时报》 ）

红色档案

杨度——“隐身”党员

1975年国庆节后，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嘱咐秘书去完成一件未了的心事--转告《辞海》修订编辑委员会，“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晚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写“杨度”这一人物条目时，须将此史实写入，以免湮没无闻。

杨度何许人也？中过举人，当过满清四品官，参与了晚清变法，失败后又支持袁世凯称帝。杨度的前半生，一直在探索救国之道，但无一成功。这样一个历经多次转折的人，为何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杨度曾为中国共产党刊物《红旗》题字，说明他已经和共产党有了密切的交往。思想转变后的杨度，逐渐倾向革命，他结识了李大钊等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正是通过李大钊，杨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他的内心重新燃起救国图强的火光。

1927年李大钊被捕入狱。为了营救李大钊，杨度四处活动，极力周旋，但最终没能成功。李大钊牺牲后，杨度悲痛不已，为他坚持真理、视死如归的伟大精神所感动。他卖掉家中首饰和青岛房产，将所得款项全部用来救济死难者家属，留下了“毁家纾难”的佳话，也坚定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信念。1929年秋，杨度完成了人生最重要、也是最后一次转变，经周恩来批准，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革命形势复杂，杨度的党员身份一直没有公开。

经过多方求证，1978年7月30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难忘的记忆》一文，明确指出了杨度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实。夏衍、李一氓等革命前辈也发表纪念文章，尘封了半个世纪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今天，翻开修订后的《辞海》，“杨度”辞目中写道:“杨度于1929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党的工作”。这短短两行字，是对这位特殊的共产党员最好的告慰。(来源：中央档案馆)

贺瑞麟狱中绝笔

“我绝不放下为贫苦人民奋斗的责任”“未来的世界终归是我们的！”在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馆藏的一级革命文物中，有一组贺瑞麟烈士于1928年临刑前写就的日记。日记中的文字真实记录了当年狱中的黑暗生活和被捕烈士的英勇不屈。

1909年，贺瑞麟生于江苏省铜山县。父母是自耕农，家中有60亩地。为了能让他光耀门庭，家人变卖了大部分田地，送贺瑞麟到南京求学。1925年贺瑞麟考入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当时正值北洋军阀统治，人民苦不堪言。正是在这时，贺瑞麟开始接触各种进步书籍，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马列主义著作，他的思想也发生了重大转变，立志从一个为父母“光耀门庭”的农家子弟转变为一个替天下劳苦大众求解放的革命战士。

1925年春天，贺瑞麟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又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卅惨案发生后，南京各界立即成立五卅惨案南京后援会。贺瑞麟参加了后援会的工作，并率领东大附中学生参加示威游行，被反动当局逮捕，出狱后被学校开除。年仅16岁的他开始专职从事革命活动。

1928年5月，中共南京市委在浦口召开第二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了新的南京市委，孙津川任市委书记，贺瑞麟当选为市委委员兼团市委书记。7月初，孙津川在开会时不幸被捕。7月6日，贺瑞麟在家中被捕。特务从他的住所内搜出机密文件20余份及油印机等设备，认定贺瑞麟是中共南京市委的一个“重要人物”，立即将其押解至首都卫戍司令部看守所。

在狱中，贺瑞麟、史砚芬等20多名同志挤在一间昏暗潮湿的囚室里，只能轮番坐、轮番站、轮番睡。考虑到敌人不会放过自己，贺瑞麟于是不停思索在失去自由、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还能为党做点什么。他与史砚芬商量将狱中的状况记下，想办法送出去。所以从被捕至牺牲前这几个月里，贺瑞麟从看守那里要来纸笔，写了四次日记，可惜前三次都被看守发现，悉数收缴烧毁了。

9月28日，史砚芬、王崇典等四人在雨花台被枪决。贺瑞麟知道自己很快难逃一死，所以又从看守那里要来纸笔，悄悄开始写日记。

他写下了《死前日记》《给姐夫袁立超信》《未寄的信》《离散》等8册。其中《死前日记》回顾了自己19年来走过的道路，记述了自己从满腔热血、报国无门的“个人英雄主义者”转变为充满理想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思想历程。开始写时，只要一想到将要离开组织，尤其是一幕幕壮烈告别的情景不断地在脑海中闪现，贺瑞麟忍不住潸然泪下。与难友及战友作生离死别的叙说时，他几欲停笔。

在9月30日的日记中，贺瑞麟写道：“为了作消灭资产阶级的政治行为而入狱……阶级斗争行为中，哪里容得下妥协与和平，同时共产党员对敌对阶级还有求饶与优待的希望？”在狱中给姐夫的信中，他写道：“我现在是死了，为革命而死了！你们待我的一番热情，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同时也请你们不用为我而怨伤，而流泪！”在写给父母的遗书中，他敞开心扉，吐露了“为大家、弃小家”的心声，并表达了自己对家庭深深的歉疚之情。面对着死亡，他坚定地写下：“我绝不放下为贫苦人民奋斗的责任，而有自暴自弃的行为。”“祝你们早日成功，未来的世界终归是我们的！”

为了表达忠于党、忠于革命的决心，贺瑞麟不仅写，而且画。在《离散》最后一页上，他精心画了一颗五角星，星内写了“雨花台”三个字，表明自己已做好随时为革命牺牲、慷慨赴难的准备。

1928年10月6日，贺瑞麟从容地走出看守所，走向雨花台刑场，献出了年仅19岁的生命。

贺瑞麟牺牲前，交代狱友刘德超把他的日记交给党组织。刘德超出狱后，辗转于武汉、重庆等地，这些手书被他视若珍宝，装在一个陶罐子里保存起来。

全国解放以后，党和政府决定在雨花台兴建烈士陵园。1950年6月，筹备委员会在《人民日报》《新华日报》上刊登名为“征集在宁牺牲之人民革命烈士的史迹”的启事。刘德超看到后，将这些资料辗转交给雨花台烈士陵园。

烈士绝笔，字字血泪，页页悲凉，感人肺腑，激励着每一个革命者和后来人。（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党史百科

“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它的提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在与主观主义、经验主义斗争的过程中，用中国成语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作的高度概括。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1941年5月19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时，他第一次详细阐述了“实事求是”的内涵：“‘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此后，在党不断成长的过程中，“实事求是”思想不断继承和发展，成为党长期坚持的思想路线。　　

（来源：《百年党史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