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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在其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他一直惜才、重才，始终把人才看作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八路军一二九师有一个参议室，那里集中了各方面的专门人才，实际上是太行山根据地建设的“智囊小组”。一天上午，刘伯承来到参议室，他颇有预见性地对大家说：“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看来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了。可是，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却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从现在起，我们就要培养和寻找各种专门人才，先把根据地的经济和生产搞好。”
参议室的同志们听后连连点头。顺着刘师长的思路，一位姓李的参议若有所思地说：“根据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要把农民组织起来，办合作社，这样才能发展生产。”“办合作社是个好办法。”刘伯承思索着说：“关键是要从农民中培养合作社干部，要有懂农业经济和技术的人，许多事现在就可以着手做了，最要紧的，是要广罗人才。”参议们感叹地说：“在我们中国，这类人才太缺乏了……”
大家一时陷入沉思之中。几分钟静默之后，李参议突然一拍脑袋，高兴地说：“有了！”原来，他想起他在抗日军政大学有一位同学，过去在大学里是学经济的，便说：“我有一个姓程的同学，是懂得经济的内行。”“哦，你怎么不早说？”刘伯承兴奋地站了起来，有些急迫地问道：“你那位同学现在在哪里？”“前几天刚经过太行区，分配到鲁西北去当副排长了。”
刘伯承又详细问了问情况，然后风趣地说：“怎么能让这样的人才从我们的眼皮子底下给溜之大吉了呢？”
参议室的同志们都没有在意这件事，以为人已经分配走了，又只是一个搞经济的，谁会有工夫去操那么多心呢？然而，刘伯承却不这样认为。他回到师部以后，马上把作战科长找来，说：“你赶快派人把那个姓程的同志请回来。”作战科长有些为难地说：“人已经走了好几天，怕不好找到了吧。”刘伯承不容置疑地命令道：“要派人去追！”“是。”于是，作战科长派出通讯员跟各个工作组联络。当问到第一站时，对方回答说：“程同志前天已经离开这儿，往河北省的涉县去了。”作战科长立即指示：“再往涉县去追。”可是，涉县方面的答复同样地令人失望：“此人昨天已经走了，请到磁县方面查一下吧。”于是，通讯员又急忙快马加鞭奔向磁县进一步去查找。第二站、第三站、第四站……一直追到了冀西的铁路边上，才找到了这位姓程的同志。
几天后，刘伯承让人通知李参议，请他跟那位姓程的同志谈谈话。两位“抗大”老同学见面之后，李参议惊奇地问：“你怎么又返回来了？”那位姓程的同志就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李参议听后，禁不住赞叹地说：“当年，‘萧何月下追韩信’。今天，刘师长也是广揽人才，追你这个‘韩信’呀！” （来源：北京日报）
1927年“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湖南传达会议精神，改组湖南省委，领导秋收起义。8月18日至30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多次开会讨论发动秋收起义问题。会议认为，武装起义不能单靠农民的力量，需要有一两个团的军队作骨干；武装起义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帜，而应直接打出共产党的旗帜。
在确定这支部队的旗帜时，经过反复推敲、修改后确定，旗底为象征革命的红色，旗中为代表中国共产党的金色五角星，五角星正中央为镰刀和斧头图案，旗左边书写“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字样。
会议还决定，毛泽东任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领导秋收起义。关于暴动区域，经反复讨论，决定接受毛泽东提出的缩小暴动范围的主张，以条件较好的长沙为中心，在包括湖南省的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岳阳和江西省的安源等7个县(镇)举行起义。
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从破坏粤汉铁路北段开始发动，并分别从江西的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进入湖南境内，会合平江、浏阳地区的起义农民，准备会攻长沙。起义军虽曾占领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但因敌人力量过于强大，加上武装斗争经验不足，起义军未能实现攻打长沙的目标，部队损失惨重。
万般危急下，毛泽东果断改变部署，下令各起义部队退到文家市集中。9月19日，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起义军撤离湘东地区，向南转移，以保存革命力量。
毛泽东在率领起义军南下途中，经过调查研究，选定位于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即井冈山地区作为部队的立足点。10月上旬，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到达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的江西宁冈县茅坪，开始了创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一次在武装斗争中公开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进一步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决心。而毛泽东点燃的井冈山之火，照亮了一条与俄国革命以城市为中心完全不同的道路：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而这条道路代表了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的正确发展方向。（来源：湖南日报）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是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历史上又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而载入史册。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党中央决定，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以统一全党思想，达到团结一致的目的。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这项工作，并提出许多指导性意见。
起草小组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要求，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几易其稿，形成基本成熟的稿子。为了广泛征求意见，中央决定组织4000名高级干部参加讨论、提出意见。我参加了这次讨论。讨论是分组进行的。我参加的小组中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李维汉、刘澜涛等同志。那是一个充分发扬民主的大会。大家畅所欲言，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
经过反复修改，《决议》很好地体现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要求。《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若干重大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论断。
《决议》的通过，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增进团结、保持社会稳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重要作用和历史意义，可以比肩于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同志指出：“使这个决议起到像1945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中国共产党的两个历史决议，分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起到巨大的作用。第一个历史决议，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第二个历史决议，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来源：人民日报）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是1946年8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解放战争爆发后，面对国共双方在军队数量、军事装备、外来援助等的悬殊差距和国际上对我不利的形势，党内一些人产生了悲观倾向，不敢用革命的手段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为了批判上述思想，坚定全国军民革命必胜的信心，毛泽东相继发表了一系列论述，阐明了必须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敢于同他们斗争、敢于去夺取胜利。“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一经提出，立刻传遍国内外，极大地增强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同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勇气和必胜信心。(来源：百年党史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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